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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         ★★★
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2833 更新时间:2008-11-5 10:38:35
  1.说“良知”

  现在已经不讲究什么良知了,所以很难像描述惯常事物那样用简洁通晓的语言来描述它的深意。听到人们谴责“中国当代作家丧失了良知”,我的直觉是不管这个群体在自造的小圈子里把自己弄得如何热闹,但是从总体的社会伦理角度来说,他们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对社会和民众应当承担的责任,苍白肤浅,猥琐干瘪,蝇营狗苟,不值一提,至于这种我们很不愿意听的谴责在更高层面还蕴涵了哪些意义,实在是不得要领。不得要领怎么办?那就得学习,结果还真的有了一点儿心得。

  良知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良知是一种社会与人的道德观念,或者说是一种道德责任感。孟子用近乎白话文的通俗语言做了这样的表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很明白。那么,良知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孟子曰:“仁义礼智信,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孟子•告子上》)王阳明觉得孟子说的很好,进一步把良知概括为“非由外铄”“人皆有之”“不假外求”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对善与恶、是与非、同情与厌恶的一种道德意识。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表述都很好,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社会本性和人的健康人格的理解和期许。

  “良知”在西方哲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他们的论述中关注了它,我们甚至可以从西方文化的渊源《圣经》中看到这样的描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新约•罗马书》)这里的“是非之心”希腊语原意就是“良知”,而这里“良知”的本意也与我们老祖宗的阐述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并不让人觉得陌生。

  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首要条件应当是“自知”;柏拉图超越了他的老师,意识到一个人如果对政治生活的性质和范围缺乏一种深刻的洞察,那么,苏格拉底关于“自知”的要求就无法达到,他甚至认为个体生活与公众生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后者恶劣、腐败,则前者也不可能完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把人置放于邪恶腐败的环境中的全部危险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好的变坏,坏的更坏。”这就是说,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即使最高贵的灵魂也特别易于作恶;卡莱尔从一个民族道德生活的强度和深度及其理智成就而不是从它的政治抱负中看到一个国家的真实的伟大;黑格尔认为良知在是一种支配人的行为的普遍法则:“只有一个绝对命令,就是说按照一个你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康德用诗一样的语言阐述道:“永远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中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类的本性里存在着一种对更美好事物的喜好和意欲,这种更美好的事物是任何政治家都不能通过对历史的总结来进行论说的,因而它是不能被预知的。”(康德:《学院的论证》,1798年)值得一提的还有海德格尔的“良知”观。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令人惊叹地把良知称之为“呼唤”,用他的哲学语汇表述,是“此在”唤起本己“能在”的一个过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能在”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可能性”,海德格尔说,有了这个“可能性”,人才具有一种“选择的自由”……我理解,海德格尔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道德意识的个体性原则。

  任何学问即使是艰深晦涩的学问也是为现实人生服务的,否则学它何用?于是有人试图基于现实人生对良知进行解释,提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知耻”。“知耻”在中国传统美德中占有重要位置,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话,把“耻”列为维系社会、国家存亡的支柱之一。知耻是道德的自觉,有羞耻心人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相反,人若无耻,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可救药。这就是俗话说的“人无廉耻,无法可治”。二曰“知愧”。“知愧”就是知道惭愧和内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知愧的前提是知道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所谓愧则有悔,愧则有疚,内心安宁从此遭到破坏,整日处于恐惧之中,这惩罚并不算轻。知愧而忏悔,知愧而努力,良心的安妥比任何物质利益都值得珍视。三曰“知恩”。“知恩”就是常怀感恩之心。日月生辉,雨雪滋润,大自然哺育了万物生灵;父母养护,师长教诲,亲朋们扶助着我们成长……人生在世,谁能够离开社会而生存?谁没有受过别人的恩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倘若连这起码的感恩之心都没有,那一定极为糟糕透顶了吧?我觉得这些谈论都很好,对于愚钝无知的我很有启发。

  但是我在这里想到一个问题:“良知”真的犹如孟子、王阳明所言“非由外铄”,纯粹是一种自我产生、自我定向的道德意识吗?“良知”真的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意味着人类个体无一例外具有一种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吗?“良知”真的可以在“知耻”“知愧”“知恩”之中自我完善,成为天地之间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观吗?假如这个世界有一种力量,完全不懂得什么“道德意识”的“自我定向”, 至少在客观上敌视和阻止人类个体进行健康的道德选择,并且也完全不知道什么知耻、知愧、知恩,它像怪兽一样头顶天穹,脚踩大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真的就来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办?良知该怎么办?这不是耸人听闻,这种力量早就来了,它就在你、我、他身边,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就在我们总是试图坚守的良知面前。

  “陈行之先生,你说的那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的回答是:权力。

  2.《闻香识女人》之惑

  为了使话题不至于枯燥乏味,我们先说一说电影。

  尽管智力与精神不断被《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之类无聊庸俗的所谓中国大片侮辱和蹂躏,看电影仍旧是我一个很要紧的爱好,这里我要说到美国影片《闻香识女人》(Scent of Woman)。

  这部由马丁•布莱斯特导演、艾尔•帕西诺和克里斯•奥康纳共同主演的经典影片于1992年问世,讲述伯德学校年轻学生查理(克里斯•奥康纳饰)与另一富家子弟乔治无意间目睹了几个学生准备戏弄校监的过程,查理为了得到一张感恩节回家乡的机票,来到退伍军人斯雷德中校(艾尔•帕西诺饰)家中做周末兼职。斯雷德中校曾经是巴顿将军的副官,经历过无数次战争,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双目失明,失去生活目标的他也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准备最后享受一次美好生活,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带着查理出游、飙车、吃佳肴、跳探戈、住豪华酒店……极尽享乐,幸运的是,善良的查理发现了斯雷德中校的意图,竭力阻止了中校的自杀行为,帮助斯雷德中心恢复了活下去的勇气,他们之间也萌生出父子般的感情。

  穷学生查理回到学校,恼怒的校监垂斯克千方百计威胁诱导,要求他和乔治说出制造恶作剧的人的名字。对查理来说,说出来,就将继续学业甚至被保送到哈佛大学读书;不说出肇事者,不但到哈佛无望,甚至还将承担被学生委员会开除的严重后果。说还是不说?出卖还是不出卖?对于查理这位年轻的学子来说,成为了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式的艰难选择。在学生委员会召集的听证会上,富家子弟乔治妥协了,模棱两可地指出了肇事者,但是纯洁正直的查理艰难地选择了守卫良知,没有出卖同伴——面对校监垂斯克气急败坏的追问,查理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

  这当然会引起校监的敌意,查理的厄运几乎无可避免。恰在这时,斯雷德中校出现了,在学生委员会表决之前,这个饱尝人间沧桑的老退伍军人为查理做了精彩的辩护,这段台词无数次感染过我:“垂斯克先生,你不知道什么叫破坏规矩,我应当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破坏规矩——要是五年前,我会拿火焰喷射器把这个无耻的地方变成一片火海!可是现在我太老了,我累了,我他妈的还是一个瞎子!破坏规矩?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我经历过无数战斗,我看见许许多多查理这么大的孩子胳膊被炸断了,腿被截肢了……那真是一幕一幕的悲剧。但是,即使那样的悲剧也不能跟我现在看到的悲剧相比,因为我看到了良知被肢解了,丑陋的灵魂瑟缩在一个安全的角落里,就像是一个废人。是的,你凭借手里的权力,当然可以把这个青年人像落水狗那样送回他在俄勒冈州的老家,但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们泯灭了他的良知,欺辱了他的灵魂!为什么?只是因为他不符合你们伯德做人的标准?只是因为这个?!伯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但是你们玷污了它!你们伤害了这个孩子,你们只配被称作伯德的混蛋,你们——哈瑞、吉米、特伦特(搞恶作剧而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富家子弟),不管你们坐在哪儿,去你妈的吧!……我刚一来到这里,就不断听到有人说:‘伯德是未来领袖的摇篮’,但是,支架断掉了,摇篮还能够存在吗?伯德作为未来领袖的摇篮,它垮掉了,已经垮掉了。你们这些自认为培养未来的领袖的人,看一看你们在培养什么样的领袖?我不是法官,不能说查理今天的表现是对还是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垂斯克先生,他没有为了自己的前途出卖任何人!朋友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正直,这就是勇气,这才是一个未来领袖所应当具有的品质!现在,查理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代表着良知和责任的路,让他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吧!这孩子的前途就在你们的手中,学生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会前途无量,相信我,千万别毁了他,保护他,支持他,我保证,总会有那么一天,你们会为今天做出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保证。”

  我还记得当年从电视上看到本片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时的情形,颁奖者好几次高声颂扬出《闻香识女人》这个片名,由于对故事一无所知,我当时很奇怪:这究竟是一部什么影片?怎么取这样一个香艳的名字?于是等着我国翻译介绍过来,但是最终没有等到,我还是花十块钱买一张盗版DVD才终于看到这部精彩、深刻、感人的影片——看这样的电影才是真正的美的享受,直到现在,每当心情烦躁了的时候,我也总是习惯性地把这部电影再看一遍,心情居然真的能够好起来,就好像眼前这个晦暗的世界也和电影中的世界一样,焕发出了思想和人性的光辉,我们的灵魂被沐浴了。

  心情好起来就难免想一些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国门逐渐打开,对国外文学艺术作品已经不像以往那样草木皆兵了,突出表现在引进了一些即使在国外也可以被称之为先锋之作的电影——我们的胆子似乎突然大了起来,既不怕色情(虽然有些过于露骨的镜头也被适度删节),更不怕暴力(有的电影宣扬的甚至全部是暴力),尺度很宽很宽。奇怪的是,负责掌管进口影片的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并没有引进《闻香识女人》这部获得多项奥斯卡奖项、在全世界都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电影,难道有坏人遮蔽了他们的耳目,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它?宣传文化管理部门一向极为注重通过文化产品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难道他们没有看出这部电影对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一种的巨大启迪作用?如果他们听说过并且也已经看过这部电影,又是什么东西阻止了他们做出引进的决定?他们在顾虑什么呢?是不是负责引进影片的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官员的脑子有问题,就像人们调侃时说的“进水了”之类,所以才没有引进?

  一个人要是绕在什么问题里,很难自行解脱出来,我继续冥思苦想,结论是:不是“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官员的脑子有问题”,而是我的脑子有问题,“进水”了。一个人的脑子“进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这个人差不多完全傻掉了,成为了群体中的“异类”,一个让人觉得“有些怪怪的”人,所以我很重视:我怎么就会突然傻掉了呢?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脑子里的水挤出来,重新进入到正常人行列,像正常人那样感知这个世界呢?看样子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回到现实世界,从有意味的社会事件当中获得启迪,或许还有救。

  这样,我们就要说到14年前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一部电影,不同的是它不是艺术家的虚构,而是真实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惨剧。

  3.克拉玛依,我的克拉玛依!

  1994年12月8日晚,克拉玛依市最好的剧院“友谊馆”座无虚席,聚集了来自本市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呢?原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到克拉玛依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来了——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上级领导来了,下级权力岂敢怠慢?克拉玛依市教委对上级领导的殷勤招待自不待说,送钱送物也未可知。为了使领导同志更加喜悦,克拉玛依市教委还精心组织了一场专门为自治区教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演出。

  所谓“汇报演出”,不但需要演员,更需要观众作为烘托,一如我们经常为了缺少听众的报告会(譬如“英模报告会”)、缺少观众的专题演出(譬如仅仅具有宣传功能的专场演出)、缺少欣赏者的体育竞赛(譬如前不久召开的“残奥会”的很多比赛场次)充当观众去剧场或体育场“填空”。在此种情况下,所谓“观众”尽管是由一个个有生命、有灵魂的个体组成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仅仅是数字了,甚至还可以说,这些人仅仅具有改变视觉效果的道具意义:你像颜料一样涂改了观众区的颜色,使之变得好看了,这就是你来到这里的全部功能。

  “克拉玛依市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目前显现的就是这样的功能,所以剧场“座无虚席”,热闹而拥挤,到处都是被抽象成为数字的学生的喧哗,到处都是“数字”们的欢声笑语。克拉玛依市教委的领导同志很满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也很满意,演出就在这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这时候,“友谊馆”里共有学生、教师、工作人员、验收团成员及当地领导796人。

  我不知道演出内容,但是根据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却可以想象天真的孩子们做了哪些表演。比如,2005年4月30日下午,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他就读过的西安后宰门小学,就有小学生表演舞蹈、《三字经》朗诵、腰鼓、百人团体操等丰富的文娱节目。我印象最深的是可爱的孩子们在大人教唆下带着动作深情地朗诵道:“……两岸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爷爷啊,您回来啦!您终于回来啦!您的母校热情欢迎您!爷爷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所以我想克拉玛依市“友谊馆”的那场演出说不定也有这样的诗朗诵:“克拉玛依市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自治区教委领导啊,您们来啦!您们终于来啦!克拉玛依市的少年儿童热情欢迎您!爷爷们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假如我再借用当时对于连战访问后宰门小学的媒体描述,那么,我可以给读者勾勒这样一幅感人场景:“很多人都被充满激情的表演所感动,流下了热泪……”

  但是发生了意外:6时20分左右,舞台第7号光柱灯烤燃了幕布,燃烧极为迅速,火焰从舞台向剧场顶部蔓延,在一片惊呼声中,本能驱使学生们向剧院出口涌去。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历史记住的事情:主持演出的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一位官员站到台前大喝一声:“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出现了短暂的犹豫。孩子们并不知道,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短暂的犹豫”意味生死两界!孩子们不知道的事情,大人是知道的,教委的领导同志更知道——就在孩子们“短暂犹豫”的时候,坐在最前面、离火源最近的官员们就像兔子一样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剧场出口窜了过去。大火顷刻间把剧场整个吞噬了,从烈焰中蒸腾的毒气把学生和老师成片熏到在剧场里。

  本次火灾共造成326人死亡,大部分是8岁至15岁的学生。

  当地政府以及更高级的政府,就像任何灾难发生以后所做的本能反应那样,首先向外界严密封锁了消息,我上面的引述不是来自媒体的即时报道,而是来自灾难发生几年以后甚至是十几年以后亲历者的描述,正是这些描述,基本上还原了被官方遮掩的事件真相,使我们看到了很多官方不希望人们看到的细节。

  我举例其中一个细节。

  大火燃烧起来以后,一位女官员姿态优雅地窜进了女厕所,马上把门反锁住了。这位女官员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有毒烟雾阻挡在门外,以免灼伤其柔嫩的呼吸道乃至于威胁到生命安全;二是阻止逃生的学生拥挤进来,挤占已经为她所有的生命空间。如果我们权衡这两个目的的重要性,那么,第二个显然重要于第一个:假如有学生进来,哪怕是一个,都会导致有毒烟雾侵入,那就意味着女官员有生命之虞。学生成为了比毒雾更加可怕的死亡威胁,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数学生拍打厕所央求女官员开门,女官员仍旧以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坚定沉着姿态应对,就像“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样冷酷无情地不为学生们的哭喊哀求所动,死死按住门闩,进行着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保卫战。共产党员是任何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人,那道生死之门最终还是没有打开,女官员保住了性命,代价是:厕所外面堆了一百多具孩子的尸体。

  据说灾难发生以后,伤亡者亲属由于对克拉玛依市政府对善后处理工作不满与政府发生了冲突,把遇难孩子的照片和生平简介摆放或悬挂在克拉玛依市主要街道友谊路两边的树林里,连续几十天举行静坐示威。他们的行为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理解,很多市民前往观看助阵而且给静坐的人们送去食物……但是关于这场灾难、关于这场灾难之后遇难者家属的诉求,除了克拉玛依市部分民众之外,外界没有人知道,人们从报纸、广播和电视画面杀个看到的全部是领导者的关心体贴,是遇难者家属对党和国家感激不尽,虽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记者在火灾发生之后不久到克拉玛依采访,满含义愤地制作了电视片,但是这部电视片没有通过政治审查,也就没有播出……偶尔有一些探讨灾难发生原因的文章,也充满了对“不可抗力”的描述——所谓“不可抗力”就是人力无法阻止,无需什么人来承担责任,“怨的话你怨老天爷去”。

  事情毕竟太大,而且即使是傻子也能够从这件惨绝人寰的灾难中看到权力的责任乃至于权力的罪责,真相仍旧不为官方所控制,像火灾“毒雾”一样在大地上蔓延,这件惨绝人寰的悲剧才有了这样一个结尾:“14位官员因为渎职罪受到法律制裁”。什么“制裁”呢?有期徒刑,刑期最长为7年(上面提到的那位躲进厕所的女官员被判刑4年)。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资格对刑期说长道短,但是,我又伤心地从《星期天泰晤士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所有被判刑的14人都在服刑2到3年以后获释。”

  我最初的反应是惊愕,怀疑是反动的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恶意诽谤,但这确实是真的:“所有被判刑的14人”的确“都在服刑2到3年后获释了”——这几乎等于是在确证说克拉玛依大火的确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灾害”, 没办法的事情,无需什么人承担责任。

  我坚决不能认同这种说法,即使有人认为陈行之脑子进水了,肿胀得水桶那么大,我也不能认同这种说法,这是因为,在我对这件事的考察中所关注的自始至终不是什么如何认定事件的性质,因为事件的性质已经由事件自身认定了,无需多谈;我关注的甚至也不是对权力罪恶做怎样的鉴别和审判——在326条陨落的生命面前,即使枪毙100个丧尽天良的权力者,又有什么意义?

  我关心的是:在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发生和发生以后,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们极为珍重、指望它支撑这个晦暗世界的伟大良知到底在哪里?!它遭遇了什么事情?!

  4.克拉玛依官员怎么就成了克拉玛依官员?

  社会与人一样,分别具有不同的伦理特征,犹如我在《个体人格与政府人格》中论述的那样,政府作为人类组织的一种形式,和人一样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社会、政府不同的性质和形态,不同的运转方式。

  就人类个体来说,涵盖在人格中的良知,意味着某人拥有通过其内心世界获得的价值观念,在这一点上,王阳明把良知概括为“非由外铄”的自然品质是有道理的。但是,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复合的社会自我,没有纯粹的自然自我,“任何社会和群体都是众多个人的集体表现,任何个人都应当被视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他没有超然的个人的存在”,人的“道德生活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个人和群体在道德思想方面的的联系与别的方面的联系是相同的,个人的良知和社会的良知不是彼此隔绝、互不交融的东西,相反,它们是同一事物(社会伦理)的两面。在人为隔离的情况下,譬如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某个特定人的身上,道德生活可能被认为是个人的;但是当我们注意到某些共同的侧面时,比如公众对于某个道德问题的见解,则会被认为是普遍的。”这就是说,任何人的自我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社会共同体中,它不仅不是“非由外铄”,相反,它“必由外铄”——所有社会性因素都将作用于那个被称之为“自我”的东西,人类“个体良知的每一个判断都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良知又是无数个体良知的集合体。”([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而没有成为那个样子,必定分别经历过极为复杂类似于物理或化学反应的过程,不管过程多么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永远是把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重要因子,即使是一个坏人也是如此——霍顿把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称之为“退化者”:“退化者和我们一样是社会中的人,他在退化的群体中一定会受到那个群体的影响,是那个群体培养了他的良知(的状态和质地),群体信奉的原则必定是他所信奉的,他不会顾及别人怎样评价这些原则。如果某所大学有酗酒、赌博、考试作弊等坏习惯,那么,新入校的大学生也一定会成为酗酒、赌博和考试作弊的人。”(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克拉玛依官员成为了克拉玛依官员。

  为了叙述方便,我必须给那位断喝“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的官员取一个名字,我们就将他称作马伊。

  马伊三十多岁,皮肤白皙,性格绵软,柔弱如女性,在家里是一个知疼知热的好丈夫,尽职尽责的好父亲。他大学毕业以后在克拉玛依市教育局谋了个差事,工作勤奋努力,还入了党,“大家都说好”,然而也就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向各奔东西的同学们夸耀的东西。

  后来,一位退休了的教育局副局长嘱咐说:“小马啊,你很年轻,得有远大理想和抱负呀!”

  马伊不解其意,问,前教育局副局长笑而不答,良久,才俯下身子对马伊说:

  “你要想方设法当官哩!”前教育局副局长掰着手指列举了一千三百八十六条当官的好处。

  马伊茅塞顿开:“老局长,你说的对着哩!我何尝不想当官?可是咋样才能当上官呢?”

  前教育局副局长凝神看着额头上满是汗渍的马伊,仿佛在思考要不要把天机泄露给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

  马伊的眼神中充满了焦虑和渴望。

  “你记住,”老局长伸出一根手指,“只一条:永远不要得罪你的上级,你要想办法让领导满意、舒心。就是这。”

  “就是这?”

  “就是这。”

  马伊很聪明,很快弄清了其中三昧,从来不得罪上级,总是想办法让领导满意和舒心:逢年过节总是忘不了去看望领导;领导的孙子过生日,送上一个红包;跟领导外出视察,跑前跑后,打理得细致周到,还有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排领导到不便说出的场所“放松放松”……老局长的话迅速应验了:马伊得了一个小官位。

  得了官位的马伊早已经不是“大家都说好”的马伊,他就像熟谙自家屋子里的摆设一样熟谙了官场规则,这意味着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还将进一步上升,于是,聪明人就像赌徒一样把宝押在他的身上,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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