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p} 即时新闻:
您现在的位置: 梦若心莲 >> 文学天地 >> 散文随笔 >> 正文
专题栏目
更多内容
最新推荐 更多内容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更多内容
那乡那树那知青         ★★★
那乡那树那知青
作者:秋窗寒竹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02 更新时间:2018-1-11 11:48:23

                                           

 

那是儿时的一个深秋, 傲骨迎风的山菊花开遍了家乡的原野与角落。那天清晨,我被姑姑呵护着起床后,便闻到户外飘来的一股股沁人心脾的菊花香。我走出房外,正采摘着庭院的山菊花玩耍,忽然一群孩子嚷着跑着从我家院旁的小路追过,说去看来队里落户的两位知青。

看着他们去后,我也跟随他们追了去。走到队里不久前才建的两间泥土筑墙,茅草盖顶的草房外,便见一名陌生男子正将一棵大约碗口粗,一人多高的黄葛树栽种在茅草房的院坝边,另一位陌生男子站在一旁看他栽。

跑在最前面的那位大一点的小朋友回头对大家说。

“看,就是他俩!”然后他又告诉大家说,两位知青是前一天傍晚队里的干部去河岸的船码头将他们接来的,栽树的那位姓谭,叫谭教生,看栽树的那位姓甘,叫甘甜源。还说他们到后天已快黑了,院里的几家人看见他们的到来,有的送了一点儿米,有的送了一点儿菜,再一家去一个人,陪着两位共同做了晚饭吃,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

我打量着两位知青,只见谭教生体型不胖不瘦,国字脸,高鼻梁,浓眉毛,脸上微带笑容,整个人显得儒雅温和。甘甜源看去瘦瘦高高,条脸形,淡眉毛,一双精明的眼睛,人显得干练少言。用现在的眼光衡量,谭教生应有1.70高,岁数该在20岁以上。甘甜源该接近1.8高的个头,年龄在18岁左右。

 看见我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孩子,甘甜源只是对着我们笑了笑,然后就回屋子里做事去了。此时谭教生已将树栽好,他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望望那个,问我们一个个姓什么,叫什么,有几岁,孩子们有的答,有的笑,一 问,一答,一笑,很快就由生疏到熟悉,然后一群孩子在那逗留一会后便先后离开。

 那时把今天的乡镇叫公社,把今天的村叫大队,把今天的社叫生产队,今天的村民叫社员。生产队给两位知青分别安置进两间并排连着的茅草房里,每人的一间草房各自分别隔出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做厨房,余下的三分之二作为住宿。厨房里都用石头与泥土砌有一个土灶,土灶旁搭有一块搁放碗盆的石板,离灶不远处再有一张吃饭的旧木桌,另外两人的卧室里各安放了一张单人床,床上整齐地叠着各自从城里带来的被子,这就是两位知情落户后的整个新家。

 自从两位知青到来后,孩子们总喜欢去他们的住处玩,尤其喜欢去谭教生那里玩,他很讲卫生,尽管只是泥墙草房,但房屋的里里外外总是收拾得干净整洁,原来的泥墙他用一些报纸与画给贴上,房屋显得好看了许多。去玩的孩子有的衣服穿得很破旧,他见到也不反感。当看见有的孩子自己的年龄尚幼却或背着或抱着更小的弟弟妹妹时,他会情不自禁地说:“好能干,好可怜呀,这么小就要带弟妹,在城里自己都还该要大人背抱呢!”说话中眼里充满赞赏,关爱,怜悯。

 逢上他的饭做好了,就会用碗盛上饭端来给那些背抱在身上的小孩喂。偶然他用麦面什么的烙了饼,他会将饼盛在盘里,用刀子分成块,然后用筷子夹着饼子,给一群孩子一人一块。那年月,饥饿中的乡下孩子大多不会客气,只顾伸了手,接来就开吃。当他给我的时候,我摇着头便走,旁边一个孩子即刻说:“她不会吃他人的东西,给我多吃一块。”一边说,一边将手伸到他面前。谭教生笑了笑,二话不说就又给了他一块。

 谭教生对孩子们的亲和让大家感到特别开心,所有的孩子都亲切地叫他他谭叔叔。当时的农村全都实行大集体,吃的粮食靠去队里干活挣工分分得,但怎么挣分分得的粮都不够吃,两位知青也不例外。每天他们起早贪黑地与社员们一起出工,一起收工。甘甜源或许年龄小些,干活总怕累,能少做就少做,能偷懒便偷懒。谭教生却不怕吃苦,干什么都积极,刚来时他草木庄稼不分,锄头扁担更不会用,但一段时间后他不仅学会识别草木庄稼,更学会了手握锄头挖土,脚踩水田插秧,肩挑粪桶担粪。手打起泡,脚打起茧,肩被磨肿,他都忍着。同时他除了跟随队里社员做好集体活外,还把队里分给他的那份用于种蔬菜的自留地也种得很好,而分给甘甜源的地他却没有种。谭教生不仅种当地的蔬菜,不时还找些队里没有人种过的蔬菜给种上,惹得孩子们见到那些稀奇的菜,总喜欢偷偷去弄来玩耍。

一次,不知道谭教生从哪里找来西红柿种上,由于队里的孩子以前没有见过谁家种过西红柿,当看见西红柿的枝头结的果长到鸟雀蛋大时,一个个孩子便好奇地摘来一会儿往嘴里送,一会儿放在手中玩,那天恰好被谭教生看见,他急得握起拳头飞奔着就去追几个捣乱的孩子,当一群孩子被他追上,一个个都抱着头,以为非挨揍不可了,可谭教生却把拳头放了下了,然后耐心地告诉孩子们说,这是一种叫西红柿的蔬菜,成熟后既好吃也很有营养,但现在还没有长大,不能玩,更不能吃,必须等长大熟红后,煮熟了才能吃。他又问孩子们想不想吃,孩子们齐声回答说想,他说想吃就不要再捣乱,问大家能不能记住,只要以后不再捣乱,西红柿熟后他一定做来大家吃。孩子们都说能记住。那过后,孩子们真的再没有去他的地里捣乱。西红柿成熟了,谭教生也真煮来让大家品尝到了它的味。

 不觉我到了入学年龄,便离开了老家,随父亲去他工作的学校读书了,从此只在假期才有机会见到两位知青。有一年的暑假,我刚回到老家,便听说甘甜源被招工回了重庆工作,谭教生仍留在队里。与此同时,大队其他来落户的知青也有的回了城工作,然后又有新知青来插队。

 人们对晚来插队的知青称新知青,早些时间来的称老知青。 无论是新知青还是老知青他们都从小生在城里,长在城里,插队农村后身边没有亲人,周围没有朋友,精神上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物质上柴米油盐都难以满足,唯有就是与社员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单调寂寞孤独的生活对所有知青都有着太多的不适,渐渐地,一些知青为了打发生活的孤独与寂寞,他们开始乡与乡,村与村,队与队,十个八个相邀互动,然后在互动中有的知青染上一些恶习,或打架斗殴,或偷偷摸摸。偷菜,偷鸡成了常事,尤其喜欢偷鸡。他们偷鸡的方法也很特别,用钓鱼钩与钓鱼线将玉米粒穿成串,趁无人时将穿着玉米粒的钓鱼线扔在地上让鸡吃。当见鸡将穿在鱼钩线上的玉米粒吃进肚子时,他们连钩带线一拉,鸡就随线被拉到面前,再是手一伸手,鸡就被他们捉进准备好的口袋。一些偷鸡摸狗的知青一般都是这个村与那个村流窜着交换偷,即使被看见,村民也敢怒不敢言,因为怕得罪了他们专偷自己的。

所幸的是谭教生从不参与知青的串联活动,更不会沾染社员的任何东西,且在他的带动下,本队后来落户的知青都不参与任何偷摸行为。每天社员种地他们种地,社员开荒他们开荒,社员修梯田修水利他们都跟随参与去。同时谭教生他特别乐意帮助人,在离他住房不远处的一院里,住有一位姓周的五保户老人,孩子们通称她周祖祖。周祖祖早年守寡,独自养大的儿子又不幸被拉去做壮丁后音讯了无。解放后,身为五保户的周祖祖年纪已经很大了,尽管队里对她也有照顾,但毕竟有限。谭教生看见周祖祖从井里提水到家累,他就主动去帮她把水提回家,看见她种自留地时担粪灌菜地吃力,他就去帮她担粪到地里,看见天要下雨,他更是早早就替她担水将水缸装满。逢上下雨天队里什么活都不能干时,他便拿出从主城带来的书报看,有时还教队里孩子认字,唱歌,给人讲些乡下人没有听过的城市里的故事。

 

                                         

 

初来的几年,谭教生每年春节回一趟重庆,节后返回生产队时会给一个个孩子带小礼物,家家孩子都有一份,比如一块手绢,比如扎头发的头绳,橡皮筋,还有水果糖等。记得有一年春节他回重庆过了年后,回来时给每家的孩子分别买了一把扎头发的红头绳,那样的红头绳对乡下孩子是件稀罕物,当时我在父亲工作的学校读书,也不知道这件事,可后来我放假回到乡下,他想起我还没有得到,居然托人从重庆重新给我买来,说虽然知道我不缺,但既然每个孩子都有一份,我也该有。

谭教生很少提他家里的事,只听人说他重庆城的家也不富裕,家里有年老的外婆,有年幼的弟弟,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父亲是一家沙发厂的工人。好几次他回了城后还从家里带来些边角沙发面料,队里的人们有的去他那里拿来相接做围腰,有的拿来补鞋子。

知青们在队里基本没有经济来源,难得有钱花,集体分得的那点口粮更是不够吃,虽然可以自己种蔬菜吃,但有了菜却没有钱买油,也没有条件像队里人一样可以养养猪牛羊什么的来换点钱,因为那需要场地。就像养猪,首先就需要有养猪的猪圈屋,有供猪拉粪便的粪坑等基本设施,而村里没有给知青提供养猪的场地。可那一年,谭教生居然想着法子破例养了一头猪,他先从村民那买来一只小猪崽,用一条绳子套在猪的脖子上,然后每天的早中晚抽空牵着猪去坡地放养,直到猪慢慢长大,到后来拉不动时,他便用几块石头在他住房的后院圈了一个圈将猪围着,再抽时间去荒坡给猪打来猪草,去队里挖过的红薯地里用锄头到处翻找没有挖净的红薯,从自己吃的口粮中省出粮食换钱给猪买糠粮,就这样,他用猪草,红薯,糠粮,每天将猪喂得饱饱的,还经常给猪洗澡,放出来晒太阳。在他的精心饲养下,猪长得油光水亮,不到一年那猪便长成一头标准的肥猪。

谭教生是本地知青中唯一养猪的人,他养猪的目的是想春节将猪杀来带回重庆家里。春节来临了,他趁村民杀年猪时让屠夫将他养的猪也给杀了,当时新来的一位知青叫朱明华,看见谭教生杀了猪有肉带回重庆过年,内心非常希望也能像他那样有肉带回家。谭教生看出朱明华的心思,主动对他说分一部分肉给他,价钱让他看着给。朱明华兴奋地从他那里分去了好大一部分肉,只是给的价钱要比市场便宜很多。队里的人们看见后,暗自对谭教生说,你辛苦养了一年才将猪养大,这么便宜分给他,真是太傻了。谭教生却说,彼此从同一座城市落户到同一个队,这很不容易的,少点钱没什么。

 

                                         

 

那年月,一个大队通常就有好几十名知青,而一个公社至少是好几百名。辛苦,闭塞,落后,饭吃不饱,菜里没有油水,一年难打几顿牙祭的艰苦生活使任何插队的知青都不愿意久留,所有知青都想尽早回城,无论是知青本人,还是知青家人,只要一见有机会都会使出浑身解数,上下找关系,层层求照顾,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旦得知上面下来了招工返城的指标,就像在暗洞里见到一丝天外照来的光亮,无不千方百计想着寻找走出暗洞的通道。然而回城的指标终究有限,只能走的走,留的留,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只是先来的未必先走,后来的未必后走,表现好的未必先走,表现不好的,未必后走。谁走,谁留,全看上上下下有没有关系。

慢慢的,走的多了,来的少了,一年复一年,剩下的越来越少。几年后,相邻大队,生产队,公社等知青都走得所剩不多,与谭教生同时插队的走了,比他后来的也走了,表现好的走了,表现不好的也走了,甚至那些表现不好的,比如一些爱好打架的,一些偷鸡摸狗的,他们往往先走,因为他们总能找到关系,每到他们有了机会回城,上面的人来调查他们落户后的表现时,队里的人们都会违心说他们表现很好。这样说是希望他们尽快离开村里,以免继续在乡下做些坏事。

 一批批知青都先先后后地走了,比他后来几年的朱明华也走了,可谭教生就是走不了,虽然谁都知道他表现是最好的,但是因为他没有关系,就没有办法走。谭教生也不自暴自弃,每天他照样做自己该做的。而周边邻近的公社,邻近的大队,邻近的生产队与谭教生类似没有关系无法回城的知青,一个个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悲观,从悲观到绝望,到最后有在艰苦的环境中意外死去的,有随便嫁人,随便娶妻的。其中,邻队一个叫彭朝进的知青,他与谭教生同一批从重庆下乡插队,因家庭出生成分不好没能返城。一天傍晚当西下的太阳落入山后,在队里开荒回屋的彭朝进将浑身沾满泥浆的衣服换下装进盆里,趁着朦胧的夜色端到村口一水塘里去洗,也不知他那天怎么就掉进水塘里了,直到第二天清晨,人们才发现他溺死在塘中。彭朝进原本很会游泳的,按理说,即使掉进塘里水性不错的他也能爬起来, 但他却偏偏溺死在水塘里。人们猜测说他要么是饿了倦了,要么是病了晕了,才会掉到塘里去,也才会起不来。相邻公社一位男知青与本队队长的女儿谈恋爱,队长嫌知青除了人什么都没有而坚决反对,在阻止不了女儿的同时,索性找上知青,在一阵阵辱骂知青的同时又脱下脚上那脏兮兮的解放鞋当着众人的面,用那鞋子狠狠扇知青的耳光,知青无法忍受队长的侮辱,回头跑进自己的知青屋,关了门,将一条栓牛的绳索挽了圈挂上屋梁,再挂上自己的脖子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西山村一位文弱清秀的女知青,在周边知青都走了仅留下她时,大队面条加工房做面条的一名半边红脸半边白脸的花脸男子趁虚对她死缠烂磨,让女知青嫁给他。女知青最初一直拒绝,但花脸男子对她承诺说,只要她肯嫁给他,他那在公社工作的伯伯就会安排她在本地集镇的商店工作,原本身体柔弱,回城无望,只求在孤独无助中从累死累活的农活中解脱出来的女知青,最终无奈地嫁给了那花脸男人。

不能回城的谭教生一如既往跟随社员辛苦劳作,只是慢慢地,人们见他的笑声少了,说话也少了,歌也更少唱了。从早到晚只是拼命的劳动,到了春节他也不回城过年。

那年春节谭教生又没有回城过年,除夕的傍晚,好几家社员都邀他去自己家一起吃年夜饭,可谭教生哪家都不愿意去,也不见他为过年准备什么好吃的。天还未黑下,他就早早把门关上,独自一人守在草房里。除夕时,一家家社员先后在院里噼噼啪啪开始放鞭炮,谭教生也不出来看,门也不打开。院里的孩子跑到他后院的屋檐下,透过窗户看进去,只见他的床前点着昏暗的煤油灯,他静静地坐在床沿上,双眼呆滞地望着墙壁,那墙壁上挂着他家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有他的外婆,母亲,父亲和年幼的弟弟。不过他的外婆和他父亲各自都在近两年先后离去了。他父亲离去前,还曾下乡来看过他,也找过村里的干部,说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以后上面有了招工指标后,让其看在谭教生下乡落户多年的份上,给推荐推荐他,让他早点回城,也好照顾照顾自己。就在那次,他父亲回去后没有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孩子们看见谭教生呆若木鸟地坐在那里,知道他一定是非常想念他那在世与不在世的亲人,之所以他不愿意回城过年,或是因为筹备路费的艰难,或是看着别的知青都返城工作了,自己回不去也就没有了回家过年的心情。

那晚,从不吸烟的谭教生居然破例地吸烟了,吸了好多支,那烟是除夕那天他特地买的。也不知道当夜他什么时候才休息的。过后,有人对他说:“谭教生,你没有关系返不了城的,就在这里扎根算了,邻村大队会计有个独生女儿,我去给你做媒,你做他家的上门女婿如何?”谭叫生即刻摆手说道:“千万千万别开这样的玩笑,我家徒四壁,哪个看得上呀。”人们都知道谭教生有过一个女友,是他的同学,她与谭教生同时下乡,但落户的公社不同,下乡的第一年那女友来过谭教生这里,人很漂亮,只是她落户不到两年就被招干回了城,听其他知青说女友的父亲是部队干部。那女友回城的第一年人们多次见到邮递员给谭教生送信来,有一次还给谭教生邮来一件她织的毛衣,但一段时间后就再没有见到谭教生收到信。后来听说,因为谭教生回不了城,他们分手了。

谭教生的年龄越来越大,应该早过了三十岁。他刚来时栽的那棵约碗口粗人多高的黄葛树已经长到小盆口那么大,伸展的枝丫早盖过了他那泥巴筑墙茅草盖顶的房顶,谭教生经常望着那枝繁叶茂的黄葛树发愣。在人们的眼里,无论是谭教生的外表看,还是他下乡的时间看,他都不愧名副其实的老知青。队里有人甚至干脆直呼他老知青。还有的对他说:“老知青谭教生,你回不了城,我劝你干脆就在这里娶妻生子,就像你栽的这棵黄葛树那样,扎根山乡算了。”谭教生淡淡地笑了笑回答说:“国家不是提倡晚婚晚育吗,不用急。”

 

                                    

 

上天最终没有让谭教生永远扎根乡下。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在所有知青大返城前夕谭教生终于拿到了回城的招工表。得到通知那天,他在万分感慨中落泪了,全生产队里的人也为他高兴,只是对他将要离开又有些不舍。从知道他就要回城开始,全队的老老少少早早晚晚都抽出时间去他的知青屋玩,他也抽出时间一家一户给告别,还买了糖果发给大家吃。临走的前一天,他没有忘记将他余下的口粮,用的床,桌,凳,等一些生活日用品送给队里需要的人们。甚至包括锄头,镰刀,锅盆,雨天戴的斗笠,穿的水胶鞋等都没有忘记让队里最困难的几户人家拿了去。

谭教生当年是坐船来的,回去时他仍然坐船回去。他走前非常舍不得他刚来时候亲手栽在屋旁的那棵黄葛树,临走时,他抚摸着大树的树干默默地望着树看了好半天。最后,他对同院子的邻居说,他与这棵树彼此见证了各自的风雨历程,从他栽树的那天起,树就陪伴着他经历了所有的风风雨雨,可今天他走时却没有办法带它走,只好拜托院里的人们帮他看好树,以后他会回来看树,看大家。 那天他走得很早,几位社员将他送到船码头望着他登上客船,船开出后,谭教生一直站在船舷使劲向大家挥手,直到相互望不见。

 那时候的乡下唯一的联系方式只有书信,谭教生回去后的第一二年,队里的队长以及队里与他要好的朋友分别收到过好几封他的来信,在他给队长和队里的朋友来信中,大家知道了他在一家工厂工作,工作很忙。他说他非常感谢大家多年来对他的关照,希望人们有机会能去他那玩,同时他一再拜托看好他栽的黄葛树。当时农村信件往返非常麻烦,收信有时是邮递员给送来,有时是他人带给收信人,而寄信要拿到离生产队十多里路程的集市上的邮局去交,在寄信与收信往来返去的过程中,常常有写来收不到的,有写了交了,因种种原因对方收不到的。队长及与谭教生要好的朋友在相互的信件往来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失去了联系,再后来当年的队长也过世了,与他要好的朋友按照原来的地址写去的信也被退了回来,然后就再没有谭教生的音信。

人没有了音信,但他栽的树却深深地扎根在那里。

多少年来,村民常常望着树念叨,这树长得真好,就是不知道栽树的人是否还好?

在人们的念叨中不觉就过去了三十多年,三十余年的时间,多少人,事,物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沧海桑田中,以前的公社早改成了镇,大队改成村,生产队改成社。当年荒芜的乡村变成了远近文明的果园村,放眼望去,遮天蔽日的龙眼园,枝繁叶茂的枇杷园,柑橘园......包围着整个村社。当年的毛草房,土瓦房,早不见踪影,取而代之是一栋栋,一排排,一座座私家洋楼。以前村前村后只有泥泞小路,而今天村前村后便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以前到重庆只有坐船的水路,知青们从村里回城或者从城里返回村里,从开始出门到最后到达最少要两三天时间,而现在从村里到重庆城从重庆城到村里,无论是开私车,还是坐其它车,不过三五个小时就到,同时,村里大大小小的乡村公路,便民路道更是通到每家每户的家门前。

 时间发生了变化,事物发生了变化,人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当年那一代的人也早已经开始老的老,走的走。无论是那一代被称的老知青,还是年轻知青,也都已经不再年轻,绝大多数已从工作岗位退休下来,然后在近几年来,不断有知青专程返回他们落户的山乡,回顾寻找他们在青春年华时走过的足迹。

甘甜源,朱明华,等多名知青已是多次返回村社,且一次次给村民赠送这赠送那。甘甜源第一才返回村社给每户村民送了一套品牌锅具,给几家经济困难的家庭送了多少不等的红包。朱明华第一次回村社时,给每家每户送了多功能高级手电筒,给有老人的家里送了休闲座椅,给因为经济困难没有安装天然气的家庭掏钱为他们安装了天然气,村民们一到新鲜水果出来,也会联系他们来村社摘水果。

 

 

                                    

 

 去年寒冬,十多位知青更是一起相约返回村社,一个个当年风华正茂的知青如今都是两鬓斑白,可谓真正成了老知青。到村后,其中那位外号叫乐乐的知青,独自买来一头大肥猪,几只老山羊,以及一些土鸡鸭,还有知青们从城里带来的海味珍品,让村里的厨师办了当地最丰盛的宴席,隆重请来全村社新老住户的所有老老小小一起聚餐,不过虽说是请的全村老幼,但由于村里年轻人大多或去了城里做生意,或外出打工不在,所以来的多是与知青们那一代相识的老村民。所有老村民与老知青几十年后再相聚,没有距离,没有隔阂,没有顾忌,唯有的就是开心与激动,感觉比过生日还高兴。聚餐的餐桌上,既有知青们从城里带来的山珍海味,更有村民养出的土猪土鸡土鸭等新鲜果蔬做成的菜品,村民们看着一盘盘海味山珍说知青们让他们开了洋荤,知青们却说村里地道的土产才是难得的珍品。村民的眼睛笑成一条缝,知青们笑得合不拢口。丰盛的宴席上,吃的吃菜,喝的喝酒,谈笑自如,热闹非凡。在一阵阵推杯换盏后,知青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谈起知青历程中的种种成败得失,种种是是非非,但谈得最多的是那段知青岁月给他们磨练出来的意志, 再有就是感慨岁月的无情。

 聚餐结束后,几位知青拿出早给每家每户准备好的红包,一个个发给大家,说感谢当年人们对他们的关照与包容,红包表示他们的一份心意,希望大家收下。村民们却说道:“红包我们可以收,但是,你们回去时,也要收我们给的瓜果蔬菜类的土产,这也是我们的心意。”知青们答应了,一个个村民才喜笑颜开地将红包收下。”

     就在红包发完后,那位原名叫游桓但人们却叫他游玩的知青将几位老村民叫到一边,然后掏出几个大红包说道,这几个红包与刚才发的红包不一样,这是他特地给几位准备的,也是他欠他们的。几位老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游玩告诉他们说,当年自己偷过他们的菜,偷过他们的鸡,有自己偷的,有伙同其它村的知青一起偷的。他也知道村民那时候怀疑自己,但因为怕被报复,所以不敢说。尤其在他返城之前,上面来人调查他的表现,大家都说他表现的很好。他知道他们说这样违心的话,内心该有多难受。游玩说到这里时,深深地弯下腰向大家鞠了一躬,说他对不起大家,今天特地给大家赔礼道歉。然后又说,他知道那时候他们是靠那鸡生蛋卖钱来买盐,打油,买火柴,等开销,也知道他们的鸡被偷后内心有多难过,可是当时就是管不住自己。每次偷了后,他心里也很后悔,所以每偷一次他都记在心里,偷了谁家的,偷了多少只,他都记着。返城后,他发誓将来一定要补偿大家。他怕时间长了记错,便用笔记本记上。这红包的钱是根据每家被盗鸡的只数装的,请大家收下。游玩边说边照红包的名字对号发到几位村民的手中。村民们个个推说不收,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况且也值不到这么多钱。游玩强调说,虽然事情是过去了,也知道今天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不会在乎这钱,但他自己在乎,不补偿给大家,他心里会永远不安。多少年来,他做梦都想找机会早点赔偿给大家,直到今天才有了机会。大家说给的钱多,但自己觉得只有少的,虽然从表面看起来今天赔偿给大家的钱不少,但是如果从鸡生蛋,蛋生鸡,鸡再生蛋,蛋再生鸡,那就少了,所以请大家务必收下。

几位村民最终将钱收下,只是到最后还有一个人的红包没有发出去,那是王非奇的,因为他早在几年前就离开了人世间。游玩看着没有发出的红包,眼泪顿时冒了出来,他说,自己来迟了,非常非常对不起。最后游玩让人叫来王非奇的儿子,将钱包塞给他说,这是他当年欠他父亲的,他父亲走了,今天只好给他,同时对他说,让他拿去多买些纸钱替他给他父亲烧去。

当晚,村里特地为返回村里知青们放映了一场露天电影,当初知青们在村里时最高兴,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公社来队里放露天电影。不同的是今天放电影时,院坝里安放了多张茶几,每张茶几上摆放着村民们自己种的各种瓜果。电影开演前,老村民与老知青先开了茶话会。知青们老了,村民们更老了。老知青老村民在一起尽情地畅所欲言,当谈到今天村社的变化时,有的知青感慨地说道,如果当年知道变化这样的大,那时他们就不回城了,看今天这里多好呢,空气好,吃的粮食,瓜果,蔬菜没有污染,国家对农村的政策也好,既可以在乡下住,也可以去城里买房在城里住。村民一听,有的说,你们回来,住我家的房屋,我家的房屋多着呢,孩子们在城里买了房,只有在节假日才回来。有的说,我们换了住,你们喜欢乡下,我们喜欢城里,有的说你们回这里建房,修建养老房......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直到电影上演,话才渐渐停止。然后各自在兴奋与感动中边看电影边回味着过去的岁月,都说仿佛回到年轻时候。

                              

 

                                         

 

谭教生一直没有返回过村里,也没有他的任何信息。当年他住的茅草房早垮塌了,然后在茅草房的原址上新建了村社办公室。谭教生刚来时在茅草房旁栽的那棵黄葛树依旧顶天立地扎根在那里,且在近年那黄葛树上结出的果实掉落在它周围的地面后,一棵棵新生的黄葛树又或从墙外的石缝里,或从院外的草坝上长了出来。新树在长,老树在长,新树早已长到比当年谭教生栽的老树时还大,而老树已长成参天大树,盘根错节的树根一根连一根地不知道扎在地下有多深,它地面的树干长到两人张开双手都快合抱不到那么大了。前些年,几个外地人路过看见了,说那黄葛树的树形长得特好要出高价钱买,一个个村民知道后,一致回绝说不卖,哪怕出再多的钱都不卖,老树新树都不卖。并告诉想买树的人说,那是当年知青留下的,永远都不会卖。这些年来,常有大人带着小孩子来树下玩,小孩总爱问大人们是谁栽的树?大人们便会告诉他们,是知青栽的。小孩又问,知青是谁?大人们又回答,是以前从城里来的人,他现在在哪里?回城里了。他还来吗?大人们说不知道。孩子们不再问了,但知青栽的树已牢牢地记在他们心里, 虽然他们不明白知青是什么样。

树一动不动地扎根在原地,而栽树的人却不知道在哪里。今天,黄葛树那粗壮的枝干伸展出的枝丫已遮挡了大半个院坝,为所有院里的人们遮着风,挡着雨。黄葛树同时还是鸟儿的天堂,村民的乐园,一年四季,朝朝暮暮成群的鸟儿绕着树飞去飞来,在枝头唱歌,在树上搭窝,在那栖息,在那繁殖。鸟儿们离不开那棵树,村里人更离不开那棵树,小孩们喜欢在树周做游戏,在树下讲故事,而大人们喜欢绕着树漫步,围着树聊天,摆那永远摆不完的龙门阵。特别是一到夏天,人们尤其喜欢聚在那遮天蔽日的树下纳凉,然后总是不自觉地谈起谭教生,为一直没有他的信息而纳闷。大家常常相互探讨着说,谭教生回去时都年过三十,那么大的年龄,回去娶妻没有?生子没有吗?回去后的单位好吗?工作好吗?身体还好吗?现在还健康吗?

与谭教生当年一起修过水利的,一起出工干活的,一群已经不年轻,儿时常去他那玩的那群小朋友,一旦见到返回的知青都会问他们是否知道谭教生的情况,可谁都说不知道。

甘甜源说,他回城得早,只在刚回城后与谭教生有过信件来往,后来便一直不知道他的情况了。

朱明华说,他还是在谭教生返城的那年见过,过后由于彼此工作的地方离得远,加上工作都忙就没有联系,直到近两年想着去打听他的下落,没有想到却打听不到了。他说,谭教生家重庆的老屋早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他以前工作的厂也早在上个世纪就垮了。谭教生的家人,他只见过他父亲,可他父亲早不在了,其它的情况他一概不知。不过,朱明华还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也有时间了,以后他会想办法继续找他。

人们有的猜测说,谭教生应该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了,因为如果他健在这么多年不可能不与大家联系,他走时和走后都反复交代让人们看好他栽种的黄葛树,他说他会回来看树,看大家,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信息,自然有原因。

是的,自然有原因,只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忘记了这里了,不可能。其它原因,生活不如意, 身体原因,老了病了,失忆了,不在世上了......谁都说不准具体原因,但大家都希望他好好活着,希望得到他的信息,希望他有一天也能重返山乡看看,看看村社的变化,看看他当年亲手栽下扎根村社的树。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 【字体: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公安机关备案号:50011202501235 站长: 玉洁  皖梅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备案号:渝ICP备08101642号